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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试评《天使在美国:千禧年降临》中的善恶论争

时间:2021/08/26  点击:93


       

本文发表于《文学教育》 2021年4期

内容摘要:《天使在美国:千禧年降临》涉及宗教、政治、种族、同性恋以及艾滋病等重大话题,其影响具广泛性及深刻性。剧中男同性恋者的政治意识的伦理论争让伦理中的至恶或至善的主题成为焦点问题。剧中角色所体现至恶之伦理遭受摒弃,而至善之伦理积极占据上风,并体现净化与教诲的功能,使得文本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伦理取向。

关键词:善恶 同性恋 政治 教诲 文学伦理学批评

一.引言

文學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提出可追溯于2004年聂珍钊先生的研究,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就从本质上阐释文学的伦理特性,从伦理的视角解释文学中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及其存在的道德原因,并对其作出价值判断”。[1]17该批评方法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可以给文学作品的解读赋予新的内涵,让作品的解读有更多样化的解读结果。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这个生命力和适应性可认为与文学的内涵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起源上把文学看成道德的产物,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1]14基于该定义,文学作品将特定历史阶段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进了独特的表达,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也即实现了对特定历史阶段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分析,从而发现文学的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1]17

《天使在美国》(以下简称《天使》)是美国当代剧作家托尼·科希纳(Tony Kushner)的成名之作。该剧全称为《天使在美国:关于国家主题的同性恋幻想曲》,分为上下部,《千禧年降临》和《重建》。在上部《千禧年降临》剧中,科希纳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即男同性恋者的视角,对美国民族的一系列主题如宗教、政治、种族,同性恋以及爱滋病等进行了深刻的呈现。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该剧中男同性恋者对政治的论争。他们强烈的政治意识在科希纳先生的戏剧里体现了非常独特的世界观。

针对该剧的最新研究重点探讨其作为“同性恋”剧、“政治剧”甚至“道德剧”的主题,从纯粹的政治角度出发评论其政治和宗教色彩以及其涉及的当代美国的国家政治和宗教信仰危机等“国家主题”,反映的犹太教教徒的信仰危机与他具有的美国犹太文化特征有关[2],从权力学的角度探索同性爱政治问题的争议、对话与发展[3],从互文性的方法探索其道德范畴例如爱、责任和宽恕的重新确立[4]。也有研究从伦理语境中揭示弱势群体对“同一”霸权的反抗,把同性恋行为与身份政治、国家政治和宗教信仰危机联系起来,把读者带入一种更富社会责任感与他者伦理语境下完成转换的政治文本解读形式[5]。

文学伦理学批评给该戏剧的解读提供了新的维度,将剧中男同性恋者的政治论争至于文学伦理学的范畴,追溯其渗透的善恶的本质,分析其道德成因,则可洞悉该剧的深刻道德价值取向:社会之善最终为人所追捧,政治或社会之“恶”也将被“善”摒弃或净化,体现出一种正面的、善至上的伦理观。

二.戏剧概要与重要人物简介

《天使》其实并没有像传统的戏剧那样有贯穿整个戏剧的情节,它是诸多人物故事的综合,从而反映出深刻的思想。该戏剧以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执政的历史为背景,主要围绕几个不同阶层,却均为男同性恋者的人物展开。全剧包含了三十多个人物,故事情节也分成几条线索交替进行,涉及性别身份、艾滋病问题、宗教信仰、政治环境、种族问题、利益冲突以及意识形态冲突等多个主题。[6]183人物之繁多,话题之广泛,可谓史诗式作品,而作者本人也正认为这是一部史诗性的戏剧[7]①。

戏剧围绕剧中角色的主要身份展开剧情,主要源自其性别身份、政治身份、宗教身份、社会身份等,并将所有这些身份置于千禧来临的大语境中,来反映该剧的幻想曲性质。围绕每一个身份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情节,而角色之间却或多或少都有关联,情节的大杂烩、角色的关联和分裂场景的巧妙运用构成了整个巨作宏篇。

罗伊·科恩(Roy Cohn)是该剧中最为突出的角色之一,但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位人物--罗伊·科恩是里根总统执政时期参议员麦卡锡的首席顾问,也是纽约市律师界的一名厉害角色,1986年死于艾滋病。[6]186戏剧对该人物进行了戏剧重现,既真实又不缺文学特性。戏剧再现了罗伊·科恩在美国著名的埃塞尔·卢森堡间谍案(the Ethel Rosenberg case)中扮演的中间游说的角色,最后埃塞尔·卢森堡罪名成立,被判死刑。但同时罗伊·科恩也因为与某位顾客有非法的借款交易,面临被吊销律师资格的危险,因此极力游说其好友乔·彼特前往政府的司法部工作以助自己一臂之力。

与罗伊·科恩有真实历史不同,乔·彼特(Joe Pitt)与其他角色则均为戏剧虚拟的人物。乔·彼特是位摩门教徒(Mormon),虽然与罗伊·科恩有交情,却拒绝前往司法部担任罗伊·科恩所举荐之职位,主要因为他明了罗伊·科恩的非法借款事件而拒绝向他妥协。他最终发现也承认了自己的同性取向,成功的从隐秘性同性恋者(Closet homosexual)走向公开身份,却难免引发婚姻问题,其妻子赫莆(Harper)身心皆受伤害,最终失踪于人世。赫莆虽与乔·彼特有夫妻之名,但却因为压抑而患上癔症。令人感觉讽刺的是,她的幻想世界中一名叫普莱尔的男子揭露她丈夫乔·彼特为同性恋之秘密,到后来却被证明是事实。因此她的癔症的根源或许正是她丈夫乔·彼特本身的影响。

普莱尔(Prior Walter)是名同性恋者,但更是名艾滋病患者。他的病情日渐加重,精神恍惚,却似乎让他某种特性更加灵光起来。他能听到神秘的声音和看到神秘的人物,例如他曾与几百年前因为瘟疫而死亡的祖先普莱尔1(Prior1)和普莱尔2(Prior2)会面探讨世界变迁之话题。而戏剧最后出场的天使则宣布普莱尔为伟业(the great work)开始的预言者(Prophet)。

剧中所设定男同性恋者有肤色之分,上述之角色皆为白人,而与这些白人发生关联的还有一名黑人同性恋者路易斯(Louis Ironson)。路易斯与乔·彼特、罗伊·科恩一样都是为国家法律机构的工作人员。他起初与普莱尔相爱,最终却因为无法共同面对艾滋病,最终选择离弃普莱尔,转而跟乔·彼特走在一起。

三.男同性恋角色政治意识的伦理论争

该剧看似缺乏中心的情节,显得破碎,使用了新颖的写作手法,人物塑造独特,话题纷繁,每一处细节,每一场景似乎都可以进行深刻的研究或联系,或许是它耐人寻味的地方。而通过研究同性恋者的行为、交谈与思想等所反映出来的政治意识发现其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政治意识在该剧中主要通过上述几个男性角色来体现,所提及的男性角色均是同性恋者。罗伊、乔和路易斯都在法律领域工作,表明他们均具有高度的心智水平和论争能力,可以认为是其政治意识存在的思想基础,也可认为是其心智的基础。

另外他们就政治的话题,要么有骇人听闻的观点,要么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讨论。对上述几个男性角色的政治意识和其实际行动进行具体的分析,探讨当其时历史角度的道德成因,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出发,发现至善之伦理在剧中占据了上风,至善之伦理要么摒弃至恶之人,要么修正沦落之徒,可谓该剧积极的伦理取向。

(一)罗伊·科恩与伦理之恶

罗伊·科恩是剧中一个最为关键的角色,而他却集中体现了伦理之恶,表现为其所持有的极其狭窄的政治见解和反同性恋、反艾滋病的邪恶论调。

罗伊·科恩的政治激进与其带来的邪恶论调都始源于赋予他这些政治权利的政治身份。出生在法官背景下的家庭,富足,不愁生活,23岁即涉足政坛,成为保守党派的代言人,因其极其仇恨不同政见者,他甚至利用他的权力关系非法游说法官,将埃塞尔·罗森堡间谍案中涉案的埃塞尔致于死地,丝毫没有任何同族人的怜悯之心--尽管他们同是犹太人。对此事件,罗伊·科恩还洋洋得意的自封为议员麦卡锡“强大的右手”;麦卡锡下台后,罗伊·科恩更是成为了共和党的幕后力量左右政治。[8]61

罗伊·科恩的“恶”集中反映在其对政治权力的谬论与沉迷。他认为政治权力是解决一切事情的决定性因素,运用在政治上可以亲近总统等具有最高权力的人物,运用在法律上可以压制跟自己政见不同的人士,可以帮助自己脱离违法的不道德的行为等。身为一个律师,他利用他的权力,非法向其顾客借巨额款项。利用其权力关系,他设法将其好朋友马丁(Martin Heller)安插到里根总统宣传部。因此,他声称马丁必须听从其发号施令,必须绝对“忠诚”,因为他今天的名成利就乃归功于罗伊的推波助澜。关于权力,他所认同的理念是,做人要做有影响力的人,或制定法律的人,也就是可以限制别人的人。从罗伊种种行为来看,均是借助其权力关系而推进,权力关系对一切事物均有决定性影响,体现出一种“权力至上”的论调。而“权力至上”的论调一旦成立,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继而迸发,文明进步的社会不复存在。罗伊藐视法律,藐视政府,藐视一切,崇尚权力至上,可以说穷凶极恶之徒。

体现其至“恶”伦理观的还有罗伊骇人听闻的反同性恋、反艾滋病的论调,这种论调也与其鼓吹的权力至上的论调有关。他认为他的医生亨利(Henry)太过依赖标签(labeling)来定义同性恋者,而标签所表示的只是事物表面所表达的意义而已,因此同性恋者一词中“性”这个层面是极其肤浅的意思,真正的同性恋者应该被定义为是“不认识任何人的男人,也没有人认识他们。他们是没有神通(clout)的人”,和性取向或性行为无关。[9]1671-1672这种对同性恋者的定义偏离了心理和生理的机制,完全是政治意义上的定义,跟性取向和性行为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说极大挑战了当前主流对同性恋的定义。对于备受争议的同性恋者群体,姑且不论其如何被定义,但政治化该概念的定义,把性别问题提升为关乎政治权力的一个问题,只会把问题复杂化,反映的只能是一种思维的扭曲,一种只重权力的思维的扭曲。

罗伊·科恩作为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却又被写进剧本进行重构的人物,其对政治权力的沉迷可以认为与当其社会的政治倾向有不可脱节的干系。探究托尼·库什纳在该剧中聚焦同性恋角色和艾滋病两大问题,以其世界观和行为举止作为呈现对象的原因,主要基于当时美国社会针对该群体的三大问题:艾滋病危机及其对同性恋群体的影响、美国社會大众对艾滋病危机的反映迟缓以及里根政府作为保守派别对该问题的保守态度;而这三大问题正让托尼·库什纳感到困扰。[9]60托尼·库什纳在戏剧中没有对里根的共和党政府有明显的批评,却通过角色的旁敲侧击,表达他对该政党执政中的虚伪感到失望。在他看来,里根政府的保守态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此可以理解为何他戏剧化重现罗伊·科恩这个人物。这个让人为之痛恨的人物至少让保守倾向中的社会尖锐问题犹如利剑一般穿透人们脆弱的心理,提示着人们,反映迟钝、不作为只会导致问题恶化,最终泯灭人性,一发不可收拾。罗伊·科恩所有的言辞与做法都是这把利剑的剑锋,所到之处伤人无数,无论无形还是有形。剧作品重构角色所体现出的思想可谓对社会伦理的极大仇视,其藐视法律的尊严,过分沉迷权势,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极力排除异端,将性取向问题扩大化政治化,可谓至“恶”。

(二)乔·彼特与至善伦理

乔·彼特这个角色则集中体现了至善伦理的力量,在他的政治意识有集中的体现。在政治上,他倾向于保守党派的保守理念,也因为这个理念,他才与罗伊·科恩有了交情。他对里根总统在位时的政治形势抱乐观的想法。他对妻子赫莆说,“……我想世界开始发生变化了……是向好的方向的。美国已经重新发现了自己……。真理恢复了。法律恢复了。这是里根总统的成就,赫莆……我们变得更好了。更好了。我要成为其中一部分。我需要东西来振奋一下……”[9]1666。从这里可以看出,乔对里根总统下的美国抱有希望,认为美国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自己也应该为这个国家做点贡献。尽管这种好感模棱两可,不明真相,甚至于些许盲目,但他内心世界的纯净可见一斑。他关注的是社会的进步和美好的前景,尽管一时虚无,但又何尝不是种理想?

乔·彼特和罗伊·科恩这两个角色在政治这个话题上就好比两道光,有交叉点,却又不同流合污。托尼·库什纳设定乔·彼特这个角色为摩门教徒,其信奉的理念均源自于其所信奉的摩门教,认为男性长大就应该是异性恋,要做家中的男人,对宗教要虔诚,要坚定做一名保守的共和党分子。[8]63然而乔·彼特这角色的魅力恰恰在于他突破了他身上的政治桎梏。

乔·彼特体现的至善伦理的力量在于他敢于突破政治的囹圄。心怀美好,信奉正义的他拒绝了罗伊·科恩举荐他前往华盛顿担任司法部工作的提议,认为这违反了自己的道德准则:“即使我肯接下这工作,要去干预是违法的。干预庭讯。是不道德的。不。我不能那样做”[9]1678。乔·彼特具有对法律的敬畏心理,愿意做个积极的守法者,保持社会的安宁。

乔·彼特体现的至善伦理的力量还在于他勇敢认同并接受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尽管乔·彼特明了同性恋倾向与其信仰的宗教信条背道而驰,但他最后选择勇敢出柜(closet),向母亲汉娜(Hannah)揭露了该事实,也离开了他的妻子,不再间接迫害他的妻子,何尝不是积极从善,善意待己,善意待人?最终他与路易斯一起追求爱情,或许没有理想的结局,但其发现了自我,也让他人得到了解脱,可谓至“善”了。

他敢于破其政治囹圄,敢于以更高尚的伦理规范为目标,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正派、正确,在上帝的眼里”[9]1670,因而他的“善”超越了政治上或宗教意义上的善,名副其实的成为了至善的代表。

(三)至善伦理对恶的摒弃与净化

从伦理角度看,至善伦理与至恶伦理是两种争锋相对的力量,这在戏剧中有充足的体现。剧中关键角色的演变以及《千禧年降临》的隐喻性的结局都为人们提供了深刻的理解基础,对于社会,对于生活,何为道德范例,如何前进,都以剧中的经验作出了预示。而这完美体现了文学伦理学所说的文学的目的:任何文学作品都带有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就是教诲[1]17。戏剧预示着:至善伦理对伦理之恶的摒弃与净化,可谓积极向上的一种教诲体现。

这种教诲功能可以通过分析剧中角色的论调或做法与其自身命运的不一致得以体现。权力至上的论调并没有给罗伊带来美满的结局,相反,他的命运是悲惨的,充满了受难与折磨。最直接的受难是其无可避免的染上了艾滋病,而艾滋病最终爆发。所以,尽管他论调高昂,將同性恋的概念政治化,但这却无济于事,他依然难逃病理(生理)上的痛楚,遭受疼痛的煎熬,为至恶的下场,即将为社会所抛弃。

罗伊鼓吹权力至上的论调,但其关于权力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好友乔的认同。权力至上的论调让罗伊失去友谊,形单影只,因为乔最终没有听其劝说前去华盛顿干预其非法借款事件。乔选择了遵循伦理之道德,摒弃了罗伊所代表的至“恶”伦理。乔在此可算浊流中的一股清流,具有象征的含义。清流拒绝与浊流同流合污,成功的保持了净化的功能。

乔的净化功能也体现在其自我认识的过程中,一种充满善行的过程。他也大胆摒弃了隐秘同性恋者的身份,摒弃了伤害亲人的恶意,选择大胆面对自己,选择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停止对自己妻子造成的心理伤害,从某种程度来说,从而释放了妻子被压抑的心灵,对家人、对自己何尝不是善意的举动?

至善伦理在剧中净化表现还在于戏剧末尾埃塞尔·罗森堡鬼魂的出现。在虚幻的场景中,飘忽的鬼灵没有对饱受艾滋病痛煎熬的罗伊表现出漠然相看、幸灾乐祸的态度,而是让罗伊重新认识其伦理之恶,重新认识自己,即将获得新生。这何尝不也是种净化的前景?乔的政治乐观虽然没有得到妻子的肯定,但剧中结尾部分天使的降临,却也印证了乐观的前景。剧末天使的将临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天使象征着纯洁、善良、给人带来希望,所以恶即将都被净化,那么社会也会由此变得美好。

四.结语

《天使在美国:千禧年降临》的视角是独特的,可以说为下部《重建》打下了良好的根基。其独特性根源于它的中心角色是很特别却又很边缘化的群体--男同性恋群体,可以说是种革命性的突破。男同性恋群体作为边缘的群体,其所反映的善恶论调或行为,其实与性取向无关,或许要传达的就是人性与性取向无关的主题。至善仍是社会的主流,多元的性取向,多元的政治分歧,多元的种族,其实都无碍于至善伦理的统治地位,它将依然摒弃丑恶的事物,让社会向至善的方向迈进,毕竟这才是社会进步的源泉。

注 释

①这是翻译过来的文字,原文是英文,具体请看原文。本文中所有的引用,除了标明是参考了谋个译作,否则一律是作者本人所译。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2]朱新福.论托尼·库什纳的同性恋剧《美国天使》的“国家主题”[J].外国文学研究.2003(04).

[3]李东海.《试论《天使在美国》中的同性爱政治问题的争议、对话与发展》,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5年.

[4]郑杰.《历史进程轮:爱,责任和宽恕的重新确立—对托尼·库什纳的巨作《天使在美国的互文性研究》,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4年.

[5]苗佳.从身体到政治:戏剧《天使在美国》的他者伦理思想解读[J].戏剧文学.2014(10).

[6]吾文泉等.《多元文化与当代美国戏剧》[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181-189.

[7]Bigsby,Christopher.“Tony Kushner”.Contemporary American Playwrights[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86-131.

[8]Fisher,James. The Theater of Tony Kushner: Living Past Hope[M]. New York:Routledge,2011:60-63.

[9]Kushner,Tony.Angels in America:Millennium Approaches[M].The Bedford Introduction to Drama.Ed. Lee A.Jacobus.4th Ed.Boston,New York:Bedford/St.Martins,2001:1671-1672,1666,1678,1670.

(作者单位: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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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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