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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重读]从《拟行路难》观鲍照人生态度

时间:2022/01/15  点击:429


       

本文发表于《文学教育》 2021年4期

赵思雅

内容摘要:《拟行路难》十八首是鲍照的代表作,拟作汉代乐府歌行,备言世路艰辛与别离伤感,写尽寒门子弟的仕途困顿与人生艰难。全诗创作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余年,非一时一事之作,同时在情感表达等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持续性与一致性,是研究鲍照个人情感与思想历程的重要组诗,充沛宣泄的个人情感反映出鲍照本人真实而复杂的人生态度,这既是鲍照个人经历与心理状态的如实呈现,也是社会环境与时代风云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鲍照 《拟行路难》 寒门 人生态度

鲍照作为南朝刘宋的著名诗人,以其特立独行的创作风格,与世风格格不入的风骨气质,在当时糜弱的创作风气之下,带给诗坛一种久违的激荡纵横与遒劲刚强。鲍照家世贫寒,一生沉于下僚,孜孜以求的功名抱负皆难以达成,早年因献诗受到恩赏,获封临川国侍郎、秣陵令、永嘉令等职,先后投奔临川王刘义庆、始兴王刘浚、临海王刘子顼,最终因兵乱被斩杀于乱军之中。鲍照一生际遇坎坷,有志难伸,这使他悲愤满怀,尽是抑郁不平之气,再以气使才,诗歌创作也皆是悲愤抑郁之气,直抒胸臆,急促慷慨。钟嵘在《诗品》中将鲍照列为中品,评价其诗“险俗”[1]292,可看出鲍照的诗风其实并不为当世所喜,但钟嵘对鲍照本人的评价是“才秀人微,故取湮于当代”[1]292,可见残酷的现实环境,壁垒分明的门阀制度,限制了鲍照的致仕之路,但也锻造了鲍照的诗歌风骨。隋代王通在《中说·卷三·事君篇》中将鲍照与江淹并举:“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2]79,直率耿介,急切愤懑的鲍照,诗歌里的悲愤不平皆是现实人生的写照,《拟行路难》便是此类诗风代表之作。

《拟行路难》共十八首,且并非一时一事之作,创作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余年,形成组诗。内容囊括了寒门子弟、羁旅游子、思妇、边塞等多种主题,但在表达个人情绪与怀抱抒发之时,都带有激烈的情感表达的欲望。其中的《拟行路难(其四)》与《拟行路难(其六)》作为组诗的代表作而广为流传,更是鲍照诗风的典型代表: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其四);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其六)

《拟行路难》因风格和情感的高度的连贯性与统一性,成为探索鲍照情感世界的重要作品,他的情感宣泄奔放恣肆,常以一种悲观的心态面对世事坎坷,有无限的欲求无处安放,在不公的对待下煎熬自苦,求路不得,欲去无门。长久的抑郁萦怀只能以诗歌的悲恸进行释放,但无法化解丝毫,只能略表心志,诗中喷薄而出的情感表达着诗人自身对待人生与生命的主观态度,以其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为支撑,架构起鲍照特出的人生格局,仔细探究《拟行路难》便可知,究其一生,他到底以怎样的心态生活,如何对待自我,如何看待世界。

一.丰沛的自我意识

《拟行路难》中,第一视角的叙事和描写占据组诗的主要地位,鲍照对诗中主人公的处境、行为、想法、所见所闻进行种种描写和刻画,着重表现出诗中主人公的个人境遇和复杂情绪,抒情主人公形象独立、特点鲜明,在本质上就是诗人自我意识的一种明确表达,这种自我意识的高频率地出现,象征着作者自身情绪的丰富以及难以自控的喷薄迸发,丰沛的自我意识体现在诗歌的各个方面,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和自我情感的抒发是古今诗人们的共通,但其体现在文字与词汇运用的个性化方面,却可以称作是鲍照诗独有的风采。

首先,“我”字与“君”(除“君不见”、“我君”、“君子”之外)字的使用,就数量而言,分别有16处、10处之多。如“今我何时当得然,一去永灭入黄泉”[3]230;“长袖纷纷徒竞世,非我昔时千金躯[3]242”;“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扺节行路吟”[3]2225等,以及最为著名的“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3]231鲍照十分钟爱以“我”字入诗,且使用得较为频繁,这是此前文人诗所不常见的,在当时糜弱婉曲风格的统治之下,敢于在诗歌之中直抒胸臆的坦率表达需要很大的勇气,鲍照以一種意气用事的快意,指使心中或悲愤或抑郁之气。这种坦诚的自我意识并非刻意强调,而是当诗人以丰沛的情绪驾驭文字之时,无法安置的主体意识也随之迸发。以“我”与“君”字代表的“你我”,皆是是诗人自身的幻化,其感情流露自然又激切,带有冲动又较为克制,鲍照在现实世界中无处宣泄的情绪在诗歌中得到自由的抒发,同时,“我”与“君”好似二元对立的存在形式,也是诗人内心焦灼和矛盾的体现。

其次,带有“忄”、“心”偏旁的字大量出现,是鲍照个人心态与情绪的无意识或者潜意识的表现。《拟行路难》组诗中文字的使用个性鲜明,足以体现出鲍 照个人的心理状况与真实情绪,诗中充斥着大量代表个人情绪的文字,毫不避讳 地直接表达诗人自己的心态,其中带有偏旁“忄”与“心”的字更是具有十分鲜明而醒目的作用,如“为此令人多悲悒,君当纵意自熙怡”[3]237;“持此从朝竟夕暮,差得亡忧消愁怖”[3]238;“自生留世苦不幸,心中惕惕恒怀悲”[3]238;“日月流迈不相饶,令我愁思怨恨多”[3]243等等。十八首诗中带有这两个偏旁的字大量出现,“悲”、“愁”、“怨”、“思”、“忧”、“怀”、“怖”等字被多次重复使用,“憔悴”、“恻怆”、“惆怅”、“惕惕”等词则更是直截了当地描绘了心情和状态,这样带有明显情绪化倾向的文字在鲍照的笔下被大量使用于其诗歌的创作之中,在情绪上具有高度统一性,即皆是伤怀畏惧或者消极悲观的感情表达,而愉悦之情却难以寻觅,这是诗人对于自身情感的一种无意识或者潜意识中的表现,文字的选择和运用绝非诗人刻意为之,而是情感的真实与情绪的流露自然得驱使,大量一致性的词汇的使用足以表明诗人情绪的规律性和稳定性。对个人情感不遗余力的表达,也是其自我意识宣泄的强有力的证明。

最后,在动词的使用上,鲍照善于运用连贯性的动词来营造出一种匆忙的动态感。鲍照在《拟行路难》的题材和主题的选择和表现上主要以遭遇不公和慢待的寒门士人以及远戍征人与游子思妇为描写对象,以人物的行动或所思所想为描写内容,而在这些看似十分传统的题材的基础上,鲍照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凭借大量动词的使用,创作出动态的诗,通过对主人公或者周边环境与心理活动的刻画,赋予作品以“行动感”。《拟行路难》中,鲍照很少写静止的事物或者状态,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一旦涉及到静止,他也会立刻主动转念去联想其颓败与消逝的时刻和状态,一切都是在动感之下的匆匆忙忙的更迭变换因而难觅长久,只有忧愁与悲怨的郁郁之情才能是永恒。大量动词的运用和连缀加重了这种情绪的涌现,加重了诗句的短促感和激烈性,使之更为苍凉激荡:“春燕差池风散梅,开帏对景弄禽爵。含歌揽涕恒抱愁,人生几时得为乐”[3]277;“流浪渐冉经三龄,忽有白发素髭生。今暮临水拔已尽,明日对镜复已盈”[3]239等句是这种行动性的完美执行,动态行为的频繁出现带来的“行动感”,也不可避免得产生了“焦虑感”,这种“焦虑感”正是鲍照个人内心焦虑的表现和印证,诗人感叹人世不可预知的莫测和无常,又在令人无可奈何的环境之中持久地痛苦纠结,由此而言的焦虑难以平复。这样的焦虑势必又会导致主人公接下来的行动与思考,在重复和循环之中,焦虑感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因而鲍照总是执着于笔下的人正在做什么、想什么,无疑有助于突出“人”的主体性和中心地位,自我意识自然会得到更加充分且深刻地表现。

二.杂糅的抑郁不平

“抑郁不平”是鲍照诗歌风格的历史性评价。鲍参军的创作风格用一句“抑郁不平”其实是难以涵盖的,鲍照一生境遇复杂,人生起落之间心绪激荡,其人生态度的架构绝非某一种简单的情绪能够代表,而是多种情绪的长时间杂糅,怨愤之情、悲恻之感、厌世之心,共同酝酿成具有代表性的抑郁之气,持续性的抑郁不平之中集聚各种不同的心境和态度,在长久的郁郁难求与时不我待的无尽折磨之下,充斥着无法开解忧愁与自我折磨的压抑。

怨愤之情在《拟行路难》之中随处可见:“日月流迈不相饶,令我愁思怨恨多”[3]243;“西家思妇见悲惋,零泪沾衣抚心叹”[3]234。常言说悲愤出诗人,正是鲍照长时间的性格压抑和情感愤懑,促使其“不平则鸣”[4]233,得以创作出大量抒发心怀又排遣忧愤的作品。对时局的不满,对待遇的不公,对身世的无奈,对门阀的憎恶,尽皆使他体会到人生艰难、举步维艰。悲恻之感也是鲍照长期以来无法释怀的伤感,这种悲伤与怨愤不同,怨愤中蕴含着欲望与力量,甚至蕴含着不甘沉沦的反抗意识,而悲恻则更倾向于无奈又无力的悲伤和哀叹,是怨愤之后无法作为的哀伤与有心无力的妥协。在坚固的门阀制度之下,作为有抱负的寒门士子,最大的幸运便是遇到伯乐,受到支持和器重,但鲍照并没有这样的幸运,他的一生一直在自己无法左右的环境中度过,并没有迎来任何的人生转折,从始至终,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赏识和重用。正因如此,他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更得不到任何的支持,孤立无援之中,悲恻之情如决堤之水,难以抑制,“男儿生世轗轲欲何道,绵忧摧抑起长叹”[3]241,诗人深感道途坎坷多艰、人世困顿、有志难伸。在难以弥合的怨愤和悲恻的心境之下,便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厌世之心。厌世,是魏晋以来的文人士大夫们的典型心态,自东汉末乱世始,天下从未得到真正的安宁,征伐杀戮不断,篡位窃国频发,儒家没落、佛道昌盛、玄学大兴,秦汉以来的传统再难延续,这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态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当人们对眼前的一切报以质疑和不屑的态度时,对现实的逃避反而更能使自身安乐宁静,避世与厌世便成为趋势。鲍照的厌世之心在《拟行路难》中表达得直白显露,弥漫于整组诗歌,甚至有“直得优游卒一岁,何劳辛苦事百年”[3]243的直接宣泄,此句出自组诗的第十八首,创作于鲍照二十余岁之时,可见其心绪颓靡,厌世至深。

在“怨愤之情”、“悲恻之感”、“厌世之心”杂糅之下所锻造出的抑郁不平之气,真实又厚重,雄浑而深刻,它并非单一的抑郁,而是可以印证时代,表明人心,引起共鸣的寒门士人之气,鲍照以自己令人悲悯的人生经历入诗,多重情感撞击之下的抑郁不平才会摄人心魄。

三.审慎的自保情绪

纵使命途多舛、人生不易,但鲍照本人也绝非是弃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刚烈之士,诗中饱含大量激切抑郁之感的同时,不乏许多文字能够透露出他的审慎自保之心。鲍照旨在表达寒门士人的仕途坎坷与人生艰辛,但在表现自身强烈情感的同时,在题材与主题的选择和驾驭上,寒门艰难、思妇弃妇、征人远戍、游子客居皆是历来具有创作传统与安全性的主题。西晋左思《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5]733为寒门庶子做出了苍劲有力的情感宣泄,在門阀制度统治政坛的六朝时期,作为压抑摧残中的愤慨和抗争,寒门士子的主题在诗坛一直占据着一席之地,而游子、征人、思妇等更是诗歌历来的主题。所以鲍照在诗歌的主题的确立与题材的选择上并没有触及统治者的禁脔,没有直接描写政治的残酷黑暗,只热衷于表达自身情感,选取多种角度,渲染风景环境,充斥现实的压抑却较少涉及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同时,只表达和描绘却不进行深刻的现实性的剖析,也是《拟行路难》的在内容上的特点之一,诗人写自己的赋闲或不得志,郁闷满怀又无处调节,表达出多种负面情绪,感叹命运无常、光阴不待,但他从未直接剖析造成这种局面的真正的、深刻的原因,不对客观现实状况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这是一种清醒的政治敏感,可以看出作者在无可奈何、力不从心的客观现实之中,依旧保持着仕途中人的审慎和冷静。

审慎的自保与克制的放肆还体现于《拟行路难》的另一种现象之中,诗中有假借他人,有直抒胸臆,都是看似言辞激愤、语言遒劲,但当自己的表述有可能产生威胁自身安全的隐患之时,诗人便直接使用“不敢言”、“不能言”使全诗就此终结,再无下文:“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中心恻怆不能言”[3]232;“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3]229此二处“点到为止”与“戛然而止”,皆因“不能”和“不敢”,鲍照的直截了当的表达,可见其敏感与谨慎。鲍照入仕之路可谓历尽波折,他曾在度过了一段赋闲时光之后,主动投奔始兴王刘浚,在其麾下担任幕僚,后暗中察觉到始兴王可能有谋反之心,便果断选择辞官归隐,以避免引火烧身,不久始兴王果真谋反,事败之后,鲍照因曾经身为刘浚的幕僚而遭到牵连,身陷囹圄,最终查明鲍照提前辞归,并未参与始兴王的任何行动,最终免罪。这样的经历更加深了鲍照对生命的不测与无常的深刻感悟,也令其在现实的生活中更加小心谨慎,以求在朝不保夕的时势里苟全性命。鲍照本对自己的人生与仕途报以极大的热忱与期待,在欲望与功名的驱使之下谋生奔走,又因个人身份限制与艰辛经历消磨掉棱角和锐气,最终只能各处寄身,时刻清醒以求自保,费尽心力谋取朝夕安稳。

四.强烈的生命预感

《拟行路难》随处弥漫着消极的宿命感,鲍照始终以悲观的生命预感来预判不可测的人生际遇和命运的最终结局,这与他自身的坎坷困顿大为相关,人生与前程皆被寒门出身限制,才智无用武之地,这对于一位有才情抱负的知识分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刘宋时期,门阀制度依然稳固,但比之从前却是有所松动,出身微寒的士人也可以凭借自身的才能和统治者的认可和赏识在刘宋朝堂得到重用,但幸运的人终究是极少数,鲍照怀抱的希望终究难以实现,在希望落空的漫长的落寞岁月里,身不由己的无常与求而不得的困顿,加重了诗人对官宦仕途的绝望,对终极命运的质疑,一切因素皆导致他对自己的人生前景持有悲观态度,最终沦陷于消极的宿命论。“人生倏忽如绝电,华年盛德几时见”[3]238;“但恐羁死为鬼客,客思寄灭生空精”[3]239;“寒风萧索一旦至,竟得几时保光华”[3]243;“君不见蕣华不终朝,须臾淹冉零落销。盛年妖艳浮华辈,不久亦当诣冢头。一去无还期,千秋万岁无音词”[3]237;“对酒叙长篇,穷途运命委皇天”[3]243;“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3]230鲍照用大量的诗句来昭示自己的前程、未来以及结局, 消极的生命预期与强烈的悲剧预感是《拟行路难》组诗一以贯之的情绪,也是鲍照對待自我人生的心态的体现。

鲍照消极的宿命论心态也与刘宋时期的宗教环境息息相关,南朝刘宋时期,佛与道皆昌盛,百姓多崇信佛教,而上层社会多崇信道教,即五斗米教。易中天先生在谈及南朝宗教情况时曾说:“只有儒学才会让统治者放心,可惜儒学不是宗教,也只适合治世,不适合乱世。乱世无秩序、无权威、无希望,靠得住的只有神,统治者要借鬼神之威,造反者要假灵异之力,草民们期盼着救世之主,于是佛法大行、道教大兴。”[6]150鲍照作为一位传统的寒门儒士,并未有崇奉宗教的记载,同时,他的个人追求与脾气心性,在本质上也是与宗教性不相容的,佛教讲求因果轮回来世观,道教追求无为超脱逍遥无所恃,于鲍照而言皆不是执着所在。但在《拟行路难》中出现了两次“皇天”,分别是“穷途运命委皇天”与“存亡贵贱付皇天”,“皇天”为明显的道教神祗意象,以道的意象入诗,这可以说明鲍照的思想受到了道教的影响,但是《拟行路难》中强烈的天命观与消极的宿命感更应是诗人在借用宗教意象来进行自我宽慰与劝解。鲍照始终在个人的际遇和命运中挣扎的状态之下,产生强烈的生命预感,感知自己最终的可以预见的令人绝望的结局,再转向宿命论般的自我宽慰,命运二字对于鲍照而言痛苦又沉重,种种消极悲观的生命预感不过是其惨淡人生的写照。

《拟行路难》是鲍照人生历程与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它的创作倾注了诗人真切的感情,寒门士子的艰难在鲍照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坎坷的经历和艰难的人生赋予他生命的底色,形成了他对于生命的认知与思考,鲍照的人生态度是其心理状态的反映,是其人生经历的佐证,是其所处时代的映照。

参考文献

[1][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张沛,撰.中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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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韩愈.送孟东野序//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易中天.中华史·南朝·北朝[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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