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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杂谈]“文气说”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时间:2022/04/29  点击:53


       

本文发表于《文学教育》 2021年4期

邓惠文

内容摘要:“文气说”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之一,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其最初是作为一个哲学观念而存在,曹丕首次把“气”引入到文学创作领域中来,而后在刘勰、韩愈、苏辙等人的补充下不断得到完善。从现代学术的视点出发,对“文气说”进行现代意义的解读是十分必要的,阐释其在指导文学创作和品评文学作品等方面的实践价值,从而为当代文论建设作出古典文学的贡献。

关键词:文气说 现代意义 价值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观点,认为作家的才气品性是文学风格的重要因素。此后关于“文气”论方面的内容不断丰富,并衍生出许多新的文学理论术语,如“气韵”“神韵”等。韩林德先生曾说:“不了解气论,就很难深刻把握华夏美学的精粹要义之所在。”[1]可见,“文气说”蕴含着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学观,对探寻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意义重大。然而,中国古代文论在世界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有的已经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在和西方文论的比较中出现了“失语”的症状,“文气说”也不例外。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失语”的中国人必须重拾文化自信,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纳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融汇中西,自铸伟词,才能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一.“文气说”的历史展开

“文气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它是对作家的创作而言的,在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批评领域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对后世作家的理论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文气说”应先从“气”说起,它指的是充塞于宇宙自然生物之间的一种物质性元气,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说:“中国哲学中所谓气,是未成行质之有,而为行质所由以成者,可以说是形质之‘本始材料。”[2]

“文气论”的哲学基础是气的观念,它发生于自然之风,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人们从自然之风中感受到这种神秘的力量,并把它与自身联系起来,进而融入到生活中,逐渐在思想层次上形成一种心灵的文气。在这个气化和谐的同时,體现的是中国古典诗学进程中不断发展的个体精神、生命意识和伦理道德。古人认为“气”是人的生命之气,人是来源于自然并有了生命的灵动,“生气”是二者之间的媒介。在传统的生命观里,假使人的生命没有了,但他的身上的“气”将代替实在的躯体而存在,这一过程表明“气”能够在超出生命的不同层次上向着更高的形式进行转换,体现出“气”的哲学特征。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这是最早孟子提到的关于“文”与“气”之间的联系。曹丕首开“以气论文”先河,他主张“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认为文章中的气是由作家不同的个性所形成,体现出作家创作的特殊性,也符合汉魏之交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发展的实际,呈现出一种和经学时代不同的文学批评标准。但曹丕提到的“气”和孟子所说的“气”是不同性质的,后者是仁义道德修养达到一种境界后与之相配的浩然之气,是可以学而后至的;前者是先天赋予的,属于心理和生理方面,重视的是作家鲜明的创作个性。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气”进行了充分讨论,赋予了“气”更多的文化内涵,包括作者的气质禀性、创作动机的冲动等。“才有庸俊,气有刚柔”(《文心雕龙·体性》)是指作家的内在气质,这里将曹丕的“气之清浊”化为更形象具体可感的“刚柔”一说。《养气》篇是专门论“气”的,认为养气是要保养精力,反对劳神苦思、呕心沥血来写作,主张自然酝酿。

韩愈用养气来写作,“气,水也;言,浮物也。”(《答李翊书》)通过水与浮物的关系看出气是可以驾驭的,也就是说作者要有充沛饱满的感情,不难找到恰当的言辞。“气盛言宜”说把思想行动跟理直气壮跟语言文辞结合起来,形成了文思、文辞和写作活动的紧密结合,这是韩愈胜过刘勰之处。

苏辙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扩大了“文气说”的思想内涵,但基本都是对韩愈理论的沿用。直到清代桐城派的出现,韩愈提出“气”与“言”的关系形成了“因声求气”说,在一定程度上对“气”的认识进一步具体化和生动化,这也是“文气说”理论发展较为成熟的时期。

“文气说”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从先秦两汉到唐宋明清,由最初的神秘变得易于把握,在这个过程中也体现了儒家传统智慧“天人合一”的观点。因此在讨论“气”时只有把它放在“天人合一”的体系背景模式下,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整体的“气”论。这种思想体系是古人对于中和之美的追求,也体现出“文气论”以“生命”为核心的美学内涵。

二.“文气说”的现代实践价值

1.指导文学创作

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韩愈提倡“气盛言宜”,那么“气”无疑就成为了写作的根基,而“养气”作为“文气说”的内核就显得尤为重要。宋濂提出“为文必在养气”(《文原》),认为“养气”对于写作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气势充沛,就能文思顺畅,情深文明。

在文学创作时,要求创作主体通过“养气”来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从而使文学产生真正的审美价值。古人认为,“养气”是文学创作的前提,作家通过“养气”获得饱满的热情,就会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进而形成文学创作冲动。这种冲动是主体生命力量的迸发投射在客体中,是主体的生理与精神,心血与气性的统一,体现在文学上就是达到情理通融,呼之欲出的状态。创作冲动之后还需经过艺术构思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养气”不仅通“文思”,而且致“虚静”。静心养气使得文思畅达,同时保持虚静的状态,拥有积极专注的精神,最终轻松自如地进行艺术构思创作,就像庄子的人生智慧,通过“坐忘”而“物化”,进而达到“养气”的终极目标。

“气”的概念比较玄妙,从“气”到“文气”的发展演变,古代文论家的解说中不免存在难以捉摸等问题,而在文学写作的实际过程中,桐城派“因声求气”的观点使“文气”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变得较为亲切可感。“声”是指文章抑扬顿挫的声韵,“气”是指文章于声调、节奏和字句之间体现的神韵和气势,以声得气,气因声成,这就是所谓的“因声求气”。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强调神气作为论文的极致。但以神论气毕竟太抽象了,于是他指出“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从声音中可见作者感情高低起伏的节奏美。声音的符号是文字,汉语中同音异义的字又很多,所以刘大櫆又指出“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从神气到音节再到字句,是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这样关系逐渐明朗起来,以神气来谈文学创作就不会陷入玄虚。同时,刘大櫆又把神气和诵读相联系,认为通过多读多写就会懂得文章怎么写,为人们积累文气学习写作提供了重要方法,这也是桐城派在文学创作上的突出贡献。此后,张裕钊在《答吴至父书》中提到了诵读对于体会文章用意、文辞、风格方面的作用,并强调技巧法度的重要性,拓宽了“因声求气”的视野。这些对我们今天文学创作中音节、字句的选择使用,以及强调诵读的作用仍有借鉴意义和价值。

2.品评文学作品

作家之“气”散发融注于作品,就形成作品中的气,对于“气”的描写历代作家都非常重视,他们把“气”作为作家才力的依据,把“气”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

气是诗人主体的精神特征,是表明生命个体精神意义的价值形式。因此可以从诗人主体精神气质出发来品评诗作,《诗品》中评曹植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骨力和气韵特别高,辞藻富丽;论孔融“体气高妙”,气质和风格都很高妙;评刘桢“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其诗倚仗气势,爱好奇异,但气势超过文采,修饰润泽恨少,而曹丕评刘桢“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与吴质书》),说刘桢的文章有逸气,遒劲不够。尽管我们今天对这些观点持有不同意见,但在当时却仍显示出诗人以“气”论诗的文学风格特色。

“气”是诗人的根本,也是诗作的根本,用“气”来品评文學对于过去和现在都具有很大意义,而我们从历代“文气说”的文学批评中,可以得到一些具有借鉴价值的启示。首先是关于作者的道德修养,孟子提出的“养气”论就是与创作主体的精神道德修养密切相关。孟子认为必须使作者培养一种正义感,具有内在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然后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辞,才可以写出好的作品。这与中国古代文论认为道德与文章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致的,创作主体有了美好的德行,高洁的品质,所倾注于作品的情感也就越丰富,创造出来的作品也就越优秀。因为作者与作品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作者是作品审美价值产生的前提,而作品是作者整体风貌的展示。再者是要求我们对待文学批评有严谨的态度,不偏不倚,尽管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不同面貌,但我们今天再来审视时,要有正确的认知观和价值观。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三,称:“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钟嵘的《诗品》论张华诗:“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按钟嵘是根据他所看到的晋诗对张华诗作出评论的,元好问用唐代温李诗作比较,这是两个标准,标准不同,评论自异。

三.总结

“文气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它建立在哲学“气”论的基础上,可以说整个古代文论史就是以“气”贯穿的文学审美史。从魏晋南北朝“文气”理论的基本形成,到唐至明代的理论补充创新,再到清代文论家文学实践后的完善,它的内涵也被不断地更新、充实。对古代文论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肤浅的表面,而要在其理论基础和发展脉络的大框架下,深入进去,寻求精华,使其对当代文论建设具有鲜活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同时,作品之“气”来自于作家生命之“气”,这说明“文气说”的论述是赋有生命活动意义的,这种风格美指向让我们感受到古代文学家对生命的敬畏、热爱和尊重。而这些,正是当下文学所缺的。

参考文献

[1]韩林德:《境生象外》,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53页.

[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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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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